拙荆4月中旬来欧洲探亲，带来了一封信，落款日期是去年10月9日（并非如王文所说的11月），署名者为素昧平生且从无耳闻的“王泉根”。此人在信中对我横加指责，硬说我抄袭了他的文章，并称“对这种严重剽窃本人研究成果的行为，极表愤慨。为此，本人严正要求：1．赔偿本人损失费壹仟元人民币；2．在本书再版时，必须删去抄袭的文章；3．公开向本人道歉。”读完信后，除了深深的震惊和气愤外，我只有苦笑。由于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误会，我拟俟拙荆回国后代查有关书目，之后准备给王泉根回信，阐明缘由。
不料后来忽然收到友人自北京寄来的《中华读书报》（2000年4月30日）一份，始知王泉根已公开向我发难。《究竟谁抄谁？》的主标题赫然醒目，《——关于田惠刚、韩进“抄用”本人著作的备忘》的副标题一目了然。之中大有一副义愤填膺、兴师问罪之势。更有甚于此者。王泉根除了自以为是地引用了大量“数据”对我大张挞伐外，还指天戳地地对我的先母进行了恶毒的嘲讽。这是我决不能容忍的。你缺德不缺德呀！？有话尽管指着我说，要骂也不要扯上先辈，这是中国人做人的优良传统和基本信条。须知，亵渎亡灵是要受到上天惩罚的。此外，王文还出言不逊，斥责我“逍遥法外”，意欲判我以极刑。这难道是讨论问题和善意批评的态度么？只要耐下心来查一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“逍遥法外”这一成语的含义便不言自明，该词条的释义为：“指犯了法的人没有受到法律制裁，仍旧自由自在。”请问王泉根先生，我犯了什么“法”了？又是谁给了你比法官还大的权力，对一个无辜者口诛笔伐？你损不损呀！？如果说你词不达意，似乎与堂堂大学教授的水平不符；如果说你修养太差似乎又与诤诤学者的形象相去甚远；难道非要逼我来说你是恶意中伤吗？值得一提的是，王泉根在文首作了一番很精彩的自我表白，究竟其人做人如何，是否果真如其自我标榜的那样，毋庸笔者赘言，读者诸君自会明断。
王泉根自以为细阅了拙著，又核对了原文，“抄袭”之据已经昭然若揭，真是瓮中捉鳖，逮个正着了，好不快哉！“但是，且慢，世上的事情竟是如此丰富多彩妙趣横生意味深长”（引自王文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00年4月30日）。事情并非如其主观臆测所一厢想定。请看以下一些基本事实：
一、抄袭、剽窃系不道德的行为，我深知其危害。作为一名正直的语言文字工作者，我必须时刻严格遵循学术界的游戏规则，这是我搞研究、做学问的一贯准则。
二、我严正声明：我根本未“抄袭”王泉根的所谓著述。王泉根自恃甚高；然而，也许我过于孤陋寡闻，关于王泉根其人其文其书，我在此事发作前一无所知。我根本未见过他于1990年在《百科知识》上发表的那篇文章，也从未见到过他的任何书文，更遑论阅读了！！！
三、我在拙著《中西人际称谓系统》“前言”中坦诚陈言：“本专著在构思和成书过程中，受到了古今中外许多研究成果的智慧之光的照耀，获益匪浅。兹将主要阅读参考书目列举于后，借以向前贤和同仁表示崇敬和不敢掠美之意。”我在书后如数列出了主要阅读参考书目，十分详尽，古人今人死人活人的著述皆“榜”上有名，这不仅在同类著作中实属罕见，就是在各类著作中也不多见。其实，有些书文我仅限于阅读，并未参考引用一个字，但我也将其列入，可见我的诚实态度。
四、明人不做暗事。我确实参考了《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》（武冈子主编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）和《中国文化知识精华》（王建辉、易学金主编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）二书。但此二书系辞书类，辞书任何人皆可参考引用，这是著文之常识。正由于系辞书，不可能像著述那样依照格式列出书名（文名）、作者名、出版社名或刊物名及刊号、页数。但我老老实实地将此二辞书列入了我的主要阅读参考书目中。此二辞书系我写书前所购，目前仍静卧在我国内书房的书架上。
五、我在参考上述二辞书时，并非照抄直录，而是作了若干补充和延伸，对于其不当之术语我都作了仔细的订正，对于其不妥之观点我也予以尖锐的批评。
六、王泉根还断言我“抄用”了他的其它文章，更是从何说起！其实，仅就他寄给我的其文的复印件看，其中的若干部分全系引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的统计资料，谁都可以查到，但王泉根竟将其视为“本人研究成果”（引自王文———笔者），十分好笑！如果说资料性的东西也系抄袭，那全国成千上万的学者全都在抄袭了！
七、正当的学术批评对于学术进步和学术繁荣是不可或缺的。但是批评一定要准确，要实事求是，要有的放矢，要与人为善，方能真正达到批评的目的，否则只能适得其反，自取其咎，害人又害己。
综上所述，王泉根如能理智一点，耐心一点，宽容一点，多一点对话，多一点交流，多一点沟通，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一形而上学的失误的。不作任何调查研究就主观武断地把别人一棍子打死，盖棺论定，无论怎么说也是欠妥的，不公正的。何况他为了自己不背“黑锅”，硬把“黑锅”迫不及待地扣在别人的背上，委实也太急了点儿，太狠了点儿，太损了点儿。我诚恳地希望他从此事中认真吸取教训，并建议他今后学点哲学及辩证法，学点做人的方法，也许对他今后的再认识和进步不无裨益。
作为一名名誉受害者，我哭笑不得。无奈之下，愿借《中华读书报》正名。我强烈要求王泉根向我本人和外研社公开道歉，还我以清白。不过，出于宽容大度，我暂不会像他和其他一些赶潮头的年轻人那样，动辄索要名誉损失费。重要的是澄清事实，避免以讹传讹，重蹈复辙。
杰西卡·查多波诺说得好：
“不要在乎批评。
如果它不实事求是，就不要理它；
如果它有失公允，就不要恼火；
如果它很无知，就一笑了之；
如果它有理有据，就要从中受益。”
愿与读者诸君共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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